（二）历史解释：法律监督机关概念的法定化 历史解释可以洞悉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入法入宪的意图，把握其来龙去脉，立法者的调整意图和目的可以得自于立法当时的历史情境(45)。
[xxvi]也就是，在宪法学理上可明确个人信息权的基本权利地位，但在具体保护上则应纳入不同基本权利条款分别讨论。（二）指向国家的个人信息权及其公私法兼容性 在更易受到关注的私人机构与平台之外，个人信息首先需要排除的其实是来自国家的侵害，表现为其作为指向国家的基本权利的主观防御权面向。
个性化选择本来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基础，但算法推荐技术和互联网传播模式，却可能导致极端个人化和过度自主选择的信息茧房或者回音室效应。[iv]主张权利保护、认为可以成立民法上个人信息权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基于个人身份信息的独立性、保护的必要性等，对其一是不能用法益保护方式，因为其显然不如用权利保护为佳。此外，个人信息权作为主观防御权，必然指向救济机制的建构，使个人得通过司法程序主张权利。民法学上权利与利益的区分保护原理，难以适用于整个合宪性法秩序。[xxxiii]对于纳入了个人信息权益的民法人格权的理解也有类似认识。
在此意义上，以人格自由发展为规范目标的个人信息权，在利益衡量层面将更加开放、包容和灵活。[xx] 参见张翔：《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４０－４１页。[v]罗尔斯由此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将制宪分为两种类型：达成制宪意愿和制定实证宪法。
施米特没有发现，如果没有程序，也就不可能有决断。什么是基本规范？最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命令：要遵守这部宪法。哈贝马斯则通过人权与人民主权同构关系的历史说明，试图通过程序主义捍卫二者的相辅相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的规范期待不再是召唤，而是合作。
[vii]只有这种决定制宪的政治观念形成，实证意义上的制宪活动才可能在具体历史中发生。进入专题： 政治制宪 法定制宪 自由意志 规范期待 。
[xx]然而，对于这些自然准则，霍布斯不认为它们能被很好地自动执行，信诺，如果没有宝剑，就只是一些词语，没有任何力量保证人会遵守。因此，第三方来监督就必不可少。施米特指出，敌人和朋友这对概念，不能与其他道德领域与审美领域中的标准结合起来理解，而只能在生存论意义上来理解：敌人就是与自我的政治生存方式冲突的人。[lv]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布兰顿认为，规则是由语言表述的，遵守规则的前提在于我们的规范态度，也就是对规则的语义理解，限制我们的是对规则的理解，而不是规则本身。
探讨它们背后制宪者自由意志如何实现普遍化才是理论之根本，也就是政治制宪追求的普遍观念如何通过实证制宪得以具体化和历史生成。规范期待不是凯尔森所理解的宪法对服从者单方发出的接受指令，[lviii]而是要接受期待的反射，要修正自己对于宪法的语义世界的理解，并调整依宪所展开的行动。然而，在霍布斯的自然法则概念里，更多并非古希腊目的论意义上的外在于人的理性普遍的自然，而具有人类学的基础;也不同于宗教观念中的神性，因此翻译为自然法是不妥的。[xv] 由于这种整体上的平等性，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目的和利益的时候就必然产生冲突，而冲突的存在就必然会带来更大的争斗。
这个词将人民描述成拥有政治行动能力的统一体，它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存在，具有政治存在的意志。[xlvii] See A.Kalyvas，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22. [xlviii] See D.Dyzenhaus，Legality and Legitimacy:Carl Schmitt，Hans Kelsen and Hermann Heller in Weimar，Oxford Press，1997，p.101. [xlix] See A.Kalyvas，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24. [l] See A.Kalyvas，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25. [li] [德]韦尔默著:《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然而，个体的自由意志要参与公共建构，就必然要协调与其他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要实现普遍化。[i]按照黑格尔对自然法则和法权法则的区分，前者是存在与效力的同一，自然界的规律外在于人的活动，因此对于人来说，它是永久而恒定的，自然存在的即是有效的。
这个人就是主权者，当主权者出现，政治社会才真正形成，人与人之间才真正结束了敌对状态。凯尔森所设想的，宪法离开实践理性，依靠先天逻辑设定获得效力的理想越来越难以实现，宪法成为一种真正的法渊源，而不是法。在霍布斯的论述中，主权者既可以确立为一个人，也可以是所有人的集合（Assembly of All），还可以是一部分人的集合（Assembly of a Part）。王旭，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回到黑格尔的理论，政治制宪是自由意志的理念运动，追求可普遍化的自由理念，制宪得到的是观念宪法，其效力存在于理想世界中，其根据在于理想的有效性，追求特定宪法观念的可普遍化。[ii]黑格尔认为，制定意味着制定者不是发现不变的规律，而是对人应该如何行为的一种推定。
[lvi]因此，规则语句具有规范期待功能，语句结构里包含着规范结构，而这种规范结构的本质是陈述者期待被理解而提出的各种理由的反复论证与说明，呈现出实践推理的结构，是一种给与和索取理由的游戏。但是如果其他人不放弃这种寻求自保的手段的权利，那就没有理由要求任何人去决定自己这样做。
[lii] See Hegel，Lectures on Natural Right and Political Science，trans.by P.Wannenman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227. [liii] See C.Mollers，The Three Branches:A Comparative Model of Separation of Pow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54. [liv] See C.Mollers，The Three Branches:A Comparative Model of Separation of Pow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56. [lv] See J.Austin，How to Do Th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17. [lvi] See R.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98. [lvii] See R.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25-26. [lviii] See Kelsen，General Theory of Norms，trans.by M.Hartney，Clarendon Press，1991，p.139. [lix] See Hegel，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edit.by Allen W.Wood，trans.by H.B.Nisbe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07. [lx] [德]贡塔·托依布纳著:《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陆宇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及以下。如前所述，霍布斯是以自然科学知识和人类基本经验为基础，论证政治制宪的第一位现代哲学家，考察他的学说能够揭示出纯粹政治制宪的基本逻辑。
卡里瓦斯深刻地指出，施米特将自由社会所有的理想因素，包括商谈、对话、理性的论辩，完全清除出了理论领地。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最经典的理论是社会契约论，它完全放弃了宪法作为一种实证法的概念，制宪者的自由意志体现为对政治义务的接受，而霍布斯则第一次论证了这只能存在于一种互惠性的契约结构中，[x]并第一次以人类经验为基础提炼出若干自然法则作为政治制宪的观念内容。
因此，自然状态下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就是寻求和平，第二条自然法则是为了得到这种和平而自保。在这里规范根本不能为任何事情提供理由，政治存在的特殊类型无须，也不能被赋予正当性。简单的放弃并不关心是否有人获得什么益处，而转让则关心的是特定的人从中获得的益处。在施米特看来，人民的决断就是民主的形式。
对于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来说，制宪权的理论根基在于人民主权学说（人民作为整体行使制宪权），宪定权的理论基础则在于民主框架下的法治。从现代政治制宪的理念出发，第二种形式，也就是霍布斯所言的人民共和国，它的观念能否普遍化至关重要。
正如前文所述，施米特认为人民的本质在于高度的政治同质性，从而不可能爱他的敌人，世界公民是不复存在的。所谓例外，是先前秩序状态被打破，出现了随机和偶发的事件。
因此，政治制宪与法定制宪在逻辑上是相互依存，在结构上是同步、同时建构的关系。没有个体意识的普遍化并形成共同意志，政治制宪就无法完成。
虽然某一个人会在身体上更强健或头脑更灵活，但将所有人的条件放在一起考虑的时候，一个最弱的人也可以在别人的帮助或使用暗器等其他手段的情况下杀死一个最强的人。低一级的规范的效力来自于上一级规范的授权，具体规范的授权来自于一般规范的授权。制宪是组建政治共同体，因此，制宪的本质是立国，也就是要追问现代国家，作为一种告别了目的论哲学的新的社会秩序构图，如何看待自由意志和集体权威的关系问题。更一般的表示就是如果A条件出现，则B应该发生。
（二）消解制宪者:从制宪权到宪定权 凯尔森认为，法规范是动态的授权等级结构，可以分为一般规范和具体规范。卡里瓦斯由此总结，施米特低估了语言交往中蕴含的商谈、论证和审议，离开了这些因素，他的决断论和人民作为制宪主体也就失去了展现宪法观念可普遍化的根基。
凯尔森命题也因此可以表述为宪定权（即宪法规定的各种国家机关的具体权力）优于制宪权。也就是说，人完全是以第一人称单数（我）来认识这个世界的。
[xvi]争斗的出现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知识、技术、艺术、文化的匮乏，人也陷入到贫穷、短命、恐惧之中。他说： 不管是自然的规律还是实证法的规律，都没有说A和B之间有任何道德或政治价值的联系。
